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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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为独立宣言主要撰稿者
在1776年7月《独立宣言》正式通过时，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然而，双方关系的恶化并非始于擦枪走火，而是可以追溯至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的局势变化。这一年标志着英国在全球殖民扩张上的胜利，但也带来庞大的战争债务，使大不列颠议会（英语：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决意对北美殖民地加强财政控制，并以课税作为手段。1765年，大不列颠议会通过《印花法令》，对殖民地的各类纸本文书课税，引发广泛抗议。接着于1767年推行的《汤森法令》，进一步课征进口商品税，并设立专员以监督税收执行。对英国而言，这些措施是让殖民地合理分担大英帝国经费的手段。然而，在殖民地内部，这些政策被视为未经同意的压迫性课税，违背了“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原则。殖民地人民强烈反对这种由遥远国会主导、却未设代表参与的制度[9]（p. 162）。
根据英格兰1688年光荣革命后所形成的主流宪政观，议会至高无上，其立法权遍及整个帝国，任何由议会制定的法令皆具合法性与宪法性[9]（pp. 200–202）。但在北美殖民地，一种不同的宪政思想逐渐兴起。殖民地的政治思想家认为，英国宪法不仅是制度安排，更蕴含对人民的基本保障，包括财产权、自我治理权，以及抵抗暴政等基本权利，任何政府，包括议会，都不能侵犯这些权利[9]（pp. 180–182）。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殖民地居民开始质疑议会对殖民地的合法管辖权，认为即使英王仍是共同的君主，殖民地自身的议会应拥有对内自治的完全权力[10]。
这些政治分歧很快转化为行动。1772年的松树暴动（英语：Pine Tree Riot）与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便是殖民地对英国税制与行政干预的公开反抗[11][12] 。特别是在波士顿事件后，英国议会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关闭波士顿港并撤销马萨诸塞的殖民地宪章，进一步加剧了美洲人民的愤怒与不信任。至1774年，美洲的政治思想家如山缪·亚当斯、詹姆斯·威尔森与托马斯·杰斐逊，已开始明确主张，英国议会仅为本土之立法机构，而非整个帝国的代表机构。他们认为，各殖民地拥有自己合法成立的立法机构，仅在对国王效忠的框架下与帝国其他部分保持联系[9]（pp. 224–225）。
托马斯·杰斐逊在1775年1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Believe me, dear Sir: there is not in the British empire a man who more cordially loves a union with Great Britain than I do. But, by the God that made me, I will cease to exist before I yield to a connection on such terms as the British Parliament propose; and in this, I think I speak the sentiments of America.
译文如下：
“
请相信我，亲爱的先生：在大不列颠帝国中，再也没有比我更衷心支持与母国联合的人了。但以造物主之名，我宁愿死去，也不会接受如今英国议会所提之条件；我相信这正是美洲的共同心声。
”
——托马斯·杰斐逊，1775年11月29日[13]
这段话展现出殖民地人民在维系与英国的传统连结与争取正当权利之间的挣扎。当和平与妥协的希望逐渐幻灭时，脱离统治、寻求独立便成了唯一的出路。
大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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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旨在惩罚北美殖民地的法律，被称为《强制法案》，而在美洲殖民地则普遍称之为《不可容忍法案》。这些法案主要针对发生于1772年的“加斯比号事件（英语：Gaspee affair）”及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内容包括关闭波士顿港、限制马萨诸塞的自治权、扩大驻军权力等措施，殖民地普遍视其为对英国宪法的践踏与对殖民地自由的公然威胁[14]。面对这种局势，十三个殖民地决定联合回应，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寻求协调一致的抗议方式。
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来自除乔治亚外的十二个殖民地，会议地点设于费城的木匠厅。与会代表多为各殖民地的重要政治人物，他们共同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组织对英国货品的抵制、终止与英国的贸易往来（大陆协定（英语：Continental Association）），并起草呈交英王的致英王请愿书（英语：Petition to the King），要求废除《强制法案》。这些举措显示出殖民地在当时尚未完全放弃与母国的关系，大多数代表仍寄希望于透过和平手段，促使英王与国会回心转意。
然而，英王乔治三世与时任首相诺斯勋爵却坚决维护英国议会的至高权力。1774年11月，乔治三世在给诺斯的信中明言：“将由枪炮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臣民，还是要选择独立”[15][16]。这段话反映出英王对于让步毫无意愿，亦预示著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英国方面并未对殖民地的请愿作出正面回应，反而着手准备军事行动。1775年4月，列星顿与康科德的交火标志着战事正式爆发[17][18]。尽管如此，当时多数殖民地居民及政治人物仍对与英国和解抱有希望，期待国王能够出面纠正议会的政策[18]。于是在战火初起之际，第二次大陆会议于同年5月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再次召开。
第二次大陆会议不仅涵盖了前次未参与的乔治亚殖民地，讨论内容也远较第一次更加深入且更具战略性。尽管部分代表已暗中支持脱离英国，但在法律上宣告独立仍属于叛国行为，足以判处死刑，因此无人公开主张。然而，战局的发展与英方的态度迅速改变了舆论走向。1775年较后时间，大陆会议再次向英王呈递《橄榄枝请愿书》，表达对和平解决冲突的期待，但不久后即遭拒绝。乔治三世发表《镇压造反与叛乱宣言（英语：Proclamation of Rebellion）》，宣布美洲殖民地已进入反叛状态，并于10月26日在议会表示已考虑接受外国援军来镇压殖民地叛乱[19]（p. 25）。随着英王公开背书对殖民地的武力镇压，进一步破坏了殖民地人民对君主的最后幻想，这种视国王为保护者的忠诚感迅速瓦解。部分英国议会成员虽对殖民地表达同情，警告政府的强硬政策将迫使美洲走向独立，但这类声音属于少数，难以改变当局既定方针。随着战事升级，第二次大陆会议组织了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并开始进行对外联络与国际宣传的准备。
社会风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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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1月，一份在费城出版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迅速掀起政治风潮。该书由英裔移民托马斯·潘恩撰写，语调激昂，笔锋犀利，首次明确主张北美应与英国决裂。潘恩形容，虽然脱离帝国统治是一场艰困的战役，但其必要性与正当性不容置疑。他将独立理念与新教信仰相连结，呼吁殖民地人民摆脱君权的束缚，建立属于美洲自己的政治身份认同。《常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破了对“独立”这一议题的沉默与忌讳，开启了全社会关于美洲前途问题的公开辩论[20][19]（p. 33）。这本小册子迅速传遍十三个殖民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出版物之一。乔治·华盛顿在阅读后，命令全军诵读此文，以提振士气。当时大陆军经历连番败仗，情绪低落，而潘恩的文字在士兵之中激起了广泛共鸣。不久之后，华盛顿率军横渡特拉华河，在特伦顿战役中对驻扎当地的黑森佣兵发动突袭，取得重要胜利，扭转了战局[19]（pp. 33–34）。《常识》的销售与传阅极为广泛，除了印刷版本之外，还经常在酒馆与集会场合被高声朗读。在当时人口约250万的殖民地中，该书的销量与影响堪称空前。潘恩以简明、平易近人的语言，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人民的具体诉求，使普通民众也能理解与接受独立的必要。
1776年2月，殖民地得知英国议会已通过《禁运法案（英语：Prohibitory Act）》，不仅封锁北美港口，更将所有美洲船只视为敌对目标。此一举动，在不少人眼中等同于英国单方面与殖民地决裂。约翰·亚当斯因此断言，英国议会事实上已先行宣告独立，他称这部法案为“独立法”，是对帝国结构的彻底瓦解[21][19]（pp. 25–27）。紧接着又传出乔治三世聘请德国佣兵协助镇压北美叛乱的消息，进一步激起殖民地人民的愤怒。英王动用外国武力对付自己的臣民，使许多原本对王室尚存幻想者终于清醒，转而支持分离主张[22]。
在《常识》小册子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潘恩在1776年12月又发表《美州危机（英语：The American Crisis）》（The American Crisis）系列文章，以激励语言鼓舞人心，其中开篇一句“这是考验人心的时刻”（These are the times that try men's souls）更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他警告那些在危机时刻逃避责任的“夏季士兵”与“阳光爱国者”，并赞扬那些在艰难中坚持理想的人才配得上人民的敬重与感激。他写道：“暴政如地狱一般难以征服；然而我们拥有这样的安慰：越是艰苦的斗争，胜利便越加光荣”（Tyranny, like hell, is not easily conquered; yet we have this consolation with us, that the harder the conflict, the more glorious the triumph.）[23]。这些言论成为革命战争初期的重要精神支柱，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抗帝国的决心。
地方宣言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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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春季至夏季期间，来自各殖民地的声音逐渐汇聚为一股日益高涨的独立呼声，透过多种形式的地方性或州级宣言表达出来，这些宣言最终推动了大陆会议对独立议题的正式采纳。历史学者波琳·梅尔（英语：Pauline Maier）（Pauline Maier）统计，自1776年4月到7月间，十三个殖民地中有超过九十份地方或州级的独立宣言出现，展现了支持与英国分离的广泛共识[19]（pp. 48,Appendix A）。这些宣言形式各异，有的以明确书面形式授权其代表在大陆会议中支持独立，例如4月12日的《哈利法克斯决议（英语：Halifax Resolves）》，使北卡罗来纳成为首个明文授权代表可投票支持独立的殖民地[24]（pp. 678–679）。其他形式则包括州议会通过的法案，例如罗得岛于5月4日正式宣布不再效忠英王，成为首个以立法方式终止与英国联系的殖民地[24]（p. 679）[25][26]。
在地方层面，许多县或城镇议会也通过决议，公开支持独立诉求。这些决议虽然规模较小，但亦是广泛而深入的草根运动。有些声明甚至以法院陪审团指导语的形式出现，例如南卡罗来纳的首席大法官威廉·亨利·德雷顿（英语：William Henry Drayton）于4月23日宣称：“本地法律授权我宣告……乔治三世，英国国王……对我们无任何权威，我们亦无须服从于他”（The law of the land authorizes me to declare ... that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 has no authority over us, and we owe no obedience to him.）[19]（pp. 69–72）。这些声明共同构成了殖民地对脱离英国统治日益坚定的集体态度。虽然这些地方宣言在当代多已被后来通过的国家层级文献所掩盖，例如7月2日大陆会议通过的正式独立决议案，与7月4日通过并印行的《独立宣言》，但它们实际上为这些举措奠定了基础[19]（p. 48）。现代学界普遍认为，一份历史上曾被视为最早的地方宣言，即据称于1775年5月通过的《梅克伦堡独立宣言（英语：Mecklenburg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其真实性存疑，很可能是后人虚构[19]（p. 174）。
各殖民地之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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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6年春夏之交，十三个殖民地内部对脱离英国的呼声迅速升高，但即使如此，第二次大陆会议在早期仍未获得充分授权，无法直接宣告独立。由于与会代表是由十三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体选出，其来源包括临时会议、自发组织与民选议会，每位代表均受限于所属殖民地政府的具体指示。即使部分代表私下支持独立，也不能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公开表态，否则将违背选民与殖民地议会的信任，甚至面临法律责任[27]。当时仍有数个殖民地明确禁止其代表推动与英国的分裂，而另一些殖民地的指示则模糊不清，无法作为正式投票的依据[19]（p. 30）。因此，支持独立的倡议者开始着手推动各个殖民地修正对代表的指令。根据会议惯例，唯有在多数代表团获得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大陆会议方可通过宣告独立的决议，并且至少需要有一个殖民地政府主动指示其代表向会议正式提出独立案。这是一场既复杂又急切的政治角力，被当时人称为一场“政治战争”[19]（p. 59）[24]（p. 671）[28]。
尽管许多殖民地公开表示支持独立，但仍有部分地区表现出保留态度，特别是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与特拉华等中部殖民地（英语：Middle Colonies）。这些地区的政治菁英与民众对于是否与英国决裂意见分歧。当时支持独立的领导人认为，若能说服宾夕法尼亚改变立场，其他殖民地或将随之效仿[24]（p. 682）。然而，在5月1日，宾夕法尼亚省在一场聚焦于是否支持独立的特别选举中，反对独立派保住了殖民地议会的控制权，显示独立运动在该地仍未取得主导地位[24]（p. 683）。为了推动尚未建立独立政权的殖民地采取行动，大陆会议在5月10日通过一项由约翰·亚当斯与理查德·亨利·李推动的决议，呼吁那些缺乏“足以应对政务需求之政府”（government sufficient to the exigencies of their affairs）的殖民地尽速推选新政府[24]（p. 684）[19]（p. 37）[29]。此项决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即使是反对独立的领袖，例如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虽然他认为该决议不适用于本殖民地，但亦对此决议投下赞成票[24]（p. 684）。这一决议为后来各殖民地成立临时或常设革命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进一步削弱了英国在北美的政治影响力。
五月十五日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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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6年5月初，大陆会议正激烈辩论是否应公开宣告独立。当时的背景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已公开拒绝与殖民地和解，并雇用外国佣兵前往镇压叛乱。此举被许多殖民地领导人视为敌对行动，使得继续效忠王室显得不合时宜。为了应对这一局势，会议照例委任一个小组负责起草一份弁言，说明即将提出之议案的目的。此前言由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负责起草[19]（p. 37）[24]（p. 684）。
亚当斯撰写的“弁言”明确指出，既然英王已拒绝与殖民地和解，并动用外籍军队对付北美人民，则所有以英王权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都应被完全废除。此一表述实际上是在鼓励那些仍由英国贵族代表或亲英势力掌控的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推翻现行政府体制，建立以民众权利为基础的政权[30][24]（p. 684）[31] Congress passed the preamble on May 15 after several days of debate, but four of the middle colonies voted against it, and the Maryland delegation walked out in protest.[32][24]（p. 685）。因此，这份前言不仅具有政治宣言的性质，亦被亚当斯视为事实上的“独立宣言”，尽管当时尚未正式宣布与英国决裂[19]（p. 38）。经过数日辩论后，大陆会议于5月15日通过此“前言”，但该决议未获一致同意，四个中部殖民地投下反对票，马里兰代表团更以抗议为由退出会议。这显示，即使到了1776年5月中旬，北美各殖民地对是否应彻底脱离英国仍存重大分歧。
李氏决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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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五月十五日弁言同一天，在弗吉尼亚殖民地举行的弗吉尼亚大会（英语：Virginia Conventions）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授权其在大陆会议中的代表提出一项动议，建议会议宣告十三个殖民地为“自由独立的州”，并解除其对英国国王与议会的一切效忠义务[33][19]（p. 63）。这项指令不仅表达了弗吉尼亚的政治立场，也促使大陆会议采取更明确的行动。依据弗吉尼亚大会的授权，来自该殖民地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于6月7日在大陆会议上提出一项三部分的动议。这项动议后来被称为《李氏决议文》（Lee Resolution），其内容包括：第一，宣告殖民地为自由独立的州；第二，建议与外国缔结联盟；第三，建议制定一部殖民地之间的邦联条款。该动议由约翰·亚当斯附议。《李氏决议文》的第一部分，即独立条款，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明确指出：“决议：这些联合殖民地现在是，并且理当是，自由而独立的州；它们解除对英国王室的一切效忠义务，并应完全终止与大不列颠之间的所有政治联系”（Resolved, that these United Colonies are, and of right ought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at they are absolved from all allegiance to the British Crown, and that all pol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State of Great Britain is, and ought to be, totally dissolved.）[19]（p. 41）[34]。这一主张标志着美利坚殖民地首次以正式提案方式在官方场合提出脱离英王统治的意图。
然而，《李氏决议文》并未在会议上立即获得通过。许多代表虽然承认与英国的和解已几近无望，但仍对立即宣布独立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若不先争取外国援助，独立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因此主张推迟宣布[24]（pp. 689–690）[19]（p. 42）。同时，部分殖民地代表尚未获得本地政府授权，无法就独立案进行表决。例如，宾夕法尼亚、特拉华、新泽西、马里兰与纽约的代表处境便较为尴尬，有些人甚至威胁若强行通过该案将退出会议。在此情况下，大陆会议于6月10日决定将对该案的进一步讨论延后三周。在这段时间内，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一份正式的独立宣言，以便未来若《李氏决议文》获得通过，可立即予以公布[24]（p. 689）[35]（pp. 33–34）[36][19]（pp. 42–43）[37]。这项决定最终促成了《独立宣言》的撰写，由托马斯·杰斐逊主笔，并由约翰·亚当斯与班哲文·富兰克林等人协助修改。
逐步统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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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月的辩论与政治角力，各殖民地逐渐整合立场，推动一项正式的独立宣言。1776年6月14日，康涅狄格殖民地议会正式指示其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独立主张[24]（pp. 691–692）。翌日，新罕布什尔与特拉华两地的议会亦明确授权其代表支持独立，标志着北部诸殖民地态度的逐步统一。宾夕法尼亚则经历了一场政治上的转折，当地亲英派与主张独立派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殖民议会解散。6月18日，在托马斯·麦基恩（英语：Thomas McKean）的主导下，由地方委员会组成的新政治机构授权宾夕法尼亚代表支持独立，终于改变了该殖民地在大陆会议中的立场[38][24]（p. 691）。新泽西早于1776年1月起由临时殖民地议会接管行政权。6月15日，该议会决议，皇家总督威廉·富兰克林（班哲文·富兰克林之子）为“国家自由的敌人”，并将其逮捕[24]（p. 692）。同月21日，新泽西议会选出新代表赴大陆会议，并明确赋予他们支持独立的全权，成为推进独立阵营中的新成员[24]（p. 693）。
然而，至6月底，十三个殖民地中仍有马里兰与纽约尚未授权其代表支持独立。马里兰代表早前因不满亚当斯的五月十五日弁言而退出大会，并将是否支持独立的决定交回安纳波利斯大会（英语：Annapolis Convention (1774–1776)）处理[24]（p. 694）。5月20日，安纳波利斯大会明确拒绝亚当斯的主张，并指示代表继续反对独立。不过，代表塞缪尔·蔡斯回到马里兰，在当地诸多县议会与民间决议支持独立的压力下，最终说服安纳波利斯大会改变立场。6月28日，马里兰正式指示其代表支持独立，使大陆会议中再无公开反对者[24]（pp. 694–696）[39][19]（p. 68）。
纽约的情势则较为特殊。6月8日，大会辩论李氏决议文期间，纽约殖民地议会告知其代表暂勿表态[40][24]（p. 698）。至6月30日，随着英军逼近纽约市，该议会被迫撤离，并中止运作直至7月10日。由于未能重新召开与发出明确指令，纽约代表在关键表决期间仍未获得授权。但尽管如此，他们未公开反对会议的决定，选择默许同僚的行动[41]。
至此，大陆会议内部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清除。十三个殖民地中十二个明确支持独立，第十三个虽未正式授权，亦未强烈反对，为通过《独立宣言》创造了足够的政治共识。这一切都发生于1776年6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数周之间，标志着英属北美殖民地走向完全决裂、建立新政体的决定性转折点。
起草与修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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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6月11日，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起草独立宣言。这个五人委员会包括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宾夕法尼亚的班哲文·富兰克林、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纽约的罗伯特·李文斯顿以及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虽然该委员会并未留下正式会议纪录，导致后人对于具体起草过程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日后亚当斯与杰斐逊各自撰写的回忆录内容也有所出入[19]（pp. 97–105）[42]，但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委员会先就文件的基本架构进行讨论，随后决定由托马斯·杰斐逊撰写初稿[43]。委员会成员普遍认为，亚当斯应为此文件执笔，但亚当斯坚持推举杰斐逊。他认为杰斐逊的文笔优美，且他本人在会议中已是众所瞩目的领导人物，由杰斐逊出面更为适宜。亚当斯承诺会在撰写过程中给予协助，这一提议最终获得通过[44]。
杰斐逊于6月11日至28日期间，几乎在孤立状态下完成初稿[19]（p. 104）。他当时租住在费城市场街（英语：Market Street (Philadelphia)）700号的一栋三层建筑物的二楼，距离今日的独立厅不远。鉴于大陆会议日程繁忙，杰斐逊可用于写作的时间实际并不多，根据各方推测，他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了草稿。杰斐逊的文笔明显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约翰·洛克与《常识》一书作者托马斯·潘恩。文件初稿完成后，他邀请其他四位委员提供意见，并根据他们的建议作出一些文字修订，富兰克林一人即至少修订其中48处。及后杰斐逊据此誊录一份修订版。最终版本于6月28日提交给大会，标题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大陆会议中所作之宣言》（A Declaration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45]（p. 4）。
6月28日当天，大陆会议决议让这份草案“搁置于桌面上”[24]（p. 701），随后展开为期数日的审查与修改[46]。会议对杰斐逊的原稿进行了大幅度编辑，删减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内容，主要包括冗赘语句的简化、文句结构的改善，以及删除某些政治敏感段落。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杰斐逊指责英王乔治三世将奴隶制度强加于殖民地的段落：“他从事残酷之战争压制人类之天性，侵犯人身之生命与自由二项未侵犯他者之人最神圣之权，俘虏他们并奴役于地球另一端，或于运送过程中悲惨地死去。这种海盗般的战争，即使异教政权也会不齿的行径，就是这个大不列颠基督徒国王的战争”。该段落最终被删除，主要是为了安抚来自南卡罗来纳与乔治亚这两个以奴隶贸易为重心的州份。杰斐逊后来在其自传中提到，这段对奴隶制度的谴责之所以被删，不仅是为了南部州，也因为北部部分州份对此表示赞同。虽然北方人民奴隶拥有量不高，但在奴隶贸易中却也扮演了不小的角色[47]。杰斐逊对修改结果表示遗憾，认为他的原稿被“肢解”，并慨叹：“我们为在英格兰之友人而言词吞吐，此种优柔寡断之念萦绕多人内心。这些表达对英人之谴责等段落为此而被删，唯恐冒犯”[48]。但如其传记作家约翰·弗林所言，最终版本仍是“一份能够感动当时与后世的庄严文件”[49]。
7月1日，大陆会议进入更为关键的阶段，转为全体委员会方式进行讨论，由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主持。会上再次对李氏决议文展开辩论[50]。约翰·迪金森再次提出反对，认为在未获得外国盟友及尚未完成邦联条款之前不宜贸然宣布独立[24]（p. 699）。亚当斯则发表长篇演说，重申独立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经过一整天的激辩后，大会进行表决。依惯例，每个殖民地有一票表决权，由该地代表成员投票决定立场。宾夕法尼亚与南卡罗来纳反对决议；纽约代表未获得新授权，因此选择弃权；特拉华州未能投票，因为该州代表意见分歧，托马斯·麦基恩赞成但乔治·里德（英语：George Read (American politician, born 1733)）则反对。其余九个殖民地赞成决议，意味着李氏决议获得全体委员会通过，但尚需进一步提交至大会正式表决。为求一致性，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提议延后正式表决至翌日[51][24]（p. 700）。
7月2日，南卡罗来纳改变立场投下赞成票。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与罗伯特·莫里斯（英语：Robert Morris (financier)）选择弃权，让其余三票对二票支持独立。特拉华则因凯撒·罗德尼（英语：Caesar Rodney）及时赶回，投下关键一票，打破僵局。纽约代表则仍未获得合法授权，只能再次弃权[19]（p. 45）。7月2日，大会以十二票赞成、一票弃权通过《李氏决议文》，正式宣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与大英帝国政治关系的中止[34]。翌日，亚当斯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他相信这一天将成为后世最重要的国庆节，应以“庄严的宗教仪式、盛大的游行、游戏、烟火与钟声”来庆祝[24]（pp. 703–704）。他未料到，美国人民后来选择以7月4日，即《独立宣言》正式通过之日作为国庆[19]（pp. 160–161）。
随后，大陆会议转向审议五人委员会所提交的宣言文本。在接下来几日内，会议再次针对文句进行修改，包括删除近四分之一的内容，以强化其逻辑与表达。7月4日，《独立宣言》最终定稿并送往印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原始印刷版本与最终的正式誊写本（engrossed copy）存在一处显著不同，即文件标题后来加入“一致”（unanimous）一词。这一改动源于7月19日的国会决议，“决议，将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清晰地誊写在羊皮纸上，标题和格式均为《美利坚十三个联合邦一致宣言》，誊写完毕后，须由每位国会议员签署”[52]。到了7月9日，在7月2日当日未投票的纽约议会正式追认《独立宣言》。
宣言签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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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由大陆会议正式通过，并由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署，这一天也成为美国的国庆日[53]。然而，《独立宣言》的签署并非所有代表在当天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分阶段、历时数周甚至数月的过程。根据当时的记录，汉考克于7月4日即在由书记官誊写出的正式文本上签名，但其他代表并未在当天立即签署[53][54]。历史学家后来普遍接受托马斯·麦基恩的说法，他指出许多后来的签署人实际上当时尚未到场，甚至有些人在那时尚未被选为会议代表[53][55]。麦基恩在1796年公开质疑整体签署日期，强调大多数代表实际上是在8月2日才完成签署[56][57][58][59]。当时爱德华·拉特利奇为最年轻的签署人（26岁），本杰明·富兰克林最年长（70岁）。
本杰明·拉什于1811年写信给约翰·亚当斯时，描述了8月2日签署的情景。他笔下将这个场景形容为“沉思而庄严的静默”，所有代表被一一点名后轮流上前签字。每位代表都明白，签下这份文件可能等于签下了自己的死刑令，几乎所有人都面色凝重，气氛肃穆[60]。他回忆当时唯一打破沉重气氛的，是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与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盖里之间的一段幽默对话。哈里森身形魁梧，而盖里体态轻盈，他对盖里笑说：“当我们因为这事被绞死时，我会比你快些上天堂，因为我沉重的身体会迅速断气，而你则可能在空中再漂一两个小时才会死”[60]。这段话引起短暂的微笑，但随即又恢复了严肃的气氛。最终，共有五十六位代表在《独立宣言》上签名，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不过，最广为人知的签名是约翰·汉考克那豪迈而巨大的署名[61]。汉考克的签名位于文件最上方、最显眼的位置，后来更成为“签名”的代称。根据流传甚广但真实性存疑的说法，汉考克签完后表示：“英国内阁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到这个名字”（The British ministry can read that name without spectacles.）。另一版本则是他说：“好了！我猜乔治国王一定看得见这个了”（There! I guess King George will be able to read that!）[62]。
关于签署当日还有一段后来被广泛流传的传说。据说汉考克签署后语带讽刺地说：“我们现在必须团结一致一起被吊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则风趣地回答：“没错，我们的确必须团结一致被吊死，否则我们就会一个个分开地死去”（We must all now hang together, or we will all surely hang separately）。这句话首次见于1837年伦敦的一本幽默杂志[63]，其历史真实性虽不确定，但已成为美国政治语言中的经典讽刺名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使用于《独立宣言》签署的辛氏墨台，十一年后也被用于1787年《美国宪法》的签署仪式。
《独立宣言》签署代表，依殖民地排列（由北至南）[64]
大陆会议主席
1. 约翰·汉考克（马萨诸塞湾省）
新罕布什尔省
2. 乔赛亚·巴特利特
3. 威廉·惠普尔（英语：William Whipple）
4. 马修·桑顿（英语：Matthew Thornton）
马萨诸塞湾省
5. 塞缪尔·亚当斯
6. 约翰·亚当斯
7. 罗伯特·崔特·潘恩
8. 埃尔布里奇·格里
罗得岛及普罗维登斯庄园殖民地
9. 斯蒂芬·霍普金斯（英语：Stephen Hopkins (politician)）
10. 威廉·埃勒里
康涅狄格殖民地
11. 罗杰·谢尔曼
12. 塞缪尔·亨廷顿
13. 威廉·威廉斯（英语：William Williams (Connecticut politician)）
14. 奥利弗·沃尔科特（英语：Oliver Wolcott）
纽约省
15. 威廉·弗洛伊德（英语：William Floyd）
16. 腓力·李文斯顿（英语：Philip Livingston）
17. 弗朗西斯·刘易斯
18. 刘易斯·莫里斯（英语：Lewis Morris）
新泽西省
19. 理查德·斯托克顿（英语：Richard Stockton (Continental Congressman)）
20. 约翰·威瑟斯庞（英语：John Witherspoon）
21. 弗朗西斯·霍普金森（英语：Francis Hopkinson）
22. 约翰·哈特（英语：John Hart (New Jersey politician)）
23. 亚伯拉罕·克拉克
宾夕法尼亚省
24. 罗伯特·莫里斯（英语：Robert Morris (financier)）
25. 本杰明·拉什
26. 本杰明·富兰克林
27. 约翰·莫顿（英语：John Morton (American politician)）
28. 乔治·克莱默
29. 詹姆斯·史密斯（英语：James Smith (Pennsylvania politician)）
30. 乔治·泰勒（英语：George Taylor (Pennsylvania politician)）
31. 詹姆斯·威尔森
32. 乔治·罗斯（英语：George Ross (American politician)）
特拉华殖民地
33. 凯撒·罗德尼（英语：Caesar Rodney）
34. 乔治·里德（英语：George Read (American politician, born 1733)）
35. 托马斯·麦基恩（英语：Thomas McKean）
马里兰省
36. 塞缪尔·蔡斯
37. 威廉·帕卡
38. 托马斯·斯通（英语：Thomas Stone）
39. 查尔斯·卡罗尔
弗吉尼亚殖民地
40. 乔治·威斯（英语：George Wythe）
41. 理查德·亨利·李
42. 托马斯·杰斐逊
43. 本杰明·哈里森
44. 小托马斯·尼尔森（英语：Thomas Nelson Jr.）
45. 弗朗西斯·莱特富特·李（英语：Francis Lightfoot Lee）
46. 卡特·布拉克斯顿
北卡罗来纳省
47. 威廉·胡珀
48. 约瑟夫·休斯（英语：Joseph Hewes）
49. 约翰·潘恩（英语：John Penn (North Carolina politician)）
南卡罗来纳省
50. 爱德华·拉特利奇
51. 小托马斯·海沃德（英语：Thomas Heyward Jr.）
52. 小托马斯·林奇（英语：Thomas Lynch Jr.）
53. 亚瑟·米德尔顿（英语：Arthur Middleton）
乔治亚省
54. 巴顿·圭内特（英语：Button Gwinnett）
55. 莱曼·霍尔（英语：Lyman Hall）
56. 乔治·沃尔顿（英语：George Walton）
发布及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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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伦巴尔之名画常遭误解为独立宣言签署人之群像，但实为五人小组上呈大会其成果。
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陆会议一致通过了《独立宣言》的最终文本。当日晚间，一份手写副本被送至费城的印刷商约翰·邓拉普（英语：John Dunlap）（John Dunlap）的印刷所。他在整晚印制了大约200份大型单页版（英语：Broadside (printing)），供分发之用。用作印制参考的原始版本如今已不复存在，可能是托马斯·杰斐逊手写的一份副本[65]。
最初的公开宣读活动于7月8日中午同时在三地举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独立宫（由约翰·尼克松（英语：John Nixon (financier)）宣读）、新泽西州特伦顿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宾夕法尼亚晚报（英语：The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在7月6日成为第一家刊登《独立宣言》的报纸[19]（p. 156）。不久后，德文翻译版也于7月9日前在费城出版[35]（p. 72）。《宣言》接着迅速在十三个殖民地间广为流传与公开诵读。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将一份印刷本寄给乔治·华盛顿将军，指示他依自己判断以最适当的方式，在军队前线宣读这份文件。7月9日，华盛顿在纽约市向他的部队宣读了《独立宣言》，当时数千名英军正在停泊于港口的船舰中。会议与华盛顿希望这份宣言能激励士气，并鼓舞更多人参军[19]（p. 156）。宣读过后，许多城市的民众纷纷毁坏象征王权的标志与雕像。纽约市一座英王乔治三世的骑马铜像被拉倒，其铅制部件随后被熔化制成炮弹[19]（pp. 156–157）。
英军方面首次接触《独立宣言》的场合，相传是在纽约史泰登岛的玫瑰与王冠酒馆（英语：Rose and Crown Tavern）（Rose and Crown Tavern），由何奥将军亲自聆听。北美地区的英国官员也将副本送往大不列颠[35]（p. 73），并自8月中旬起在英国各报刊中公开刊载。至9月中旬，《独立宣言》已传至弗洛伦斯与华沙，瑞士则于10月刊出德文译本。首份送往法国的副本在中途遗失，直到1776年11月第二份才成功抵达[66]。透过驻伦敦的俄国代办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的电文，俄国于8月13日收到消息[67]。而葡属美洲（英语：Portuguese America）的讯息来源，则是曾在法国尼姆与杰斐逊会面的巴西医学生若泽·若阿金·马亚·巴巴尔霍（José Joaquim Maia e Barbalho）。尽管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当局禁止散发《独立宣言》，但该文件仍在西属美洲广泛传播与翻译。委内瑞拉的曼努埃尔·加西亚·德塞纳、哥伦比亚的米格尔·德庞博、厄瓜多尔的比森特·罗卡富埃尔特，以及来自新英格兰的理查德·克利夫兰与威廉·谢勒等人，直到1821年将《独立宣言》及《美国宪法》传至智利的克里奥尔人社群及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社会[68]。
英国政府方面，时任诺斯内阁并未发表正式声明回应《独立宣言》，而是秘密指派大律师约翰·林德（英语：John Lind (barrister)）（John Lind）撰写一本名为《回应美国国会之宣言》（Answer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的出版物[35]（p. 75）。这本小册子质疑《宣言》内容的正当性，其中部分章节由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匿名撰写，抨击“自然权利”的概念，边沁稍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重申这些观点[35]（pp. 79–80）。英国保王党人强力批评《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认为他们高喊“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理念，却未将此原则应用于非洲裔美国人[69]。前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也出版了反驳之作，主张美国革命是由一小撮一心追求独立的阴谋者所操纵，并将原本忠于英王的殖民地民众诱导成为叛军[70][35]（p. 74）[9]（pp. 155–156）。与此同时，忠于英王的势力亦试图表达立场。1776年11月底，由纽约地区忠诚派组成的一群共计547人，在曼哈顿的弗朗萨斯客栈签署了《依附宣言》（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表明他们对王室的效忠[71]。
林德与哈钦森的著作皆针对《独立宣言》的多项论点提出挑战，特别是其在奴隶制度方面的矛盾。他们质疑，一群拥有奴隶的国会议员，何以在不释放奴隶的情况下宣称“人人生而平等”[35]（pp. 76–77）。事实上，部分革命者亦以行动表达对平等理念的信仰。《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曾参与独立战争的威廉·惠普尔（英语：William Whipple），便因革命信念而释放了他的奴隶普林斯·惠普尔（英语：Prince Whipple）。独立战争后的数十年间，其他奴隶主也陆续释放奴隶。1790至1810年间，美国上南部的自由黑人（英语：Free Negro）比例由不到百分之一增至8.3%。北方各州则自战争初期起陆续推行废奴政策，至1804年全数完成。